宋朝社会结构简述（一）未完（2/2）

宋朝高级和中级官员的俸禄名目多，数额大，而低级官员却非如此。

正一品宰相的俸禄，每月有料钱三百贯，每年春冬有绫四十匹，绢六十匹，冬绵一百两，春罗一匹，每月禄粟一百宋石，傔人衣粮七十人，每月薪柴一千二百束，炭一百秤（每年十月至第二年正月二百秤），每年盐七宋石。

从九品武官三班奉职（承节郎）和三班借职（承信郎）只每月料钱四贯，每年春冬有绢六匹，钱四贯。从九品文官迪功郎每月料钱十二贯，茶汤钱十贯，米、麦各一宋石五宋斗。

总的来说，宋代官员，无论高级低级，都是享有特权的人上人，即使是低级官员，也拥有仆役，所谓贫寒，也只是相对于高层而言的贫寒。

他们仅从政府处，便可获得名目众多的福利。

如俸禄（料钱和衣赐）、职钱、禄粟、傔人衣粮或餐钱、茶酒厨料、薪、蒿、炭、盐、马匹的刍粟、添支料钱、厨食钱、折食钱、添支钱、添支米、茶汤钱、职田等，难以悉数。又如有公使钱，即公用钱，实际上也供官员私使或私用。

除了物质上的直接回报外，官户们还享受荫补，减免某些税役的特权。

宋代本规定官、民户一体施行，不得挟势避免。

若官户违法不纳税赋，也要受刑，但在执行过程中，往往由管理田庄的幹人代受。

于是如下之法，也就成了空谈。

诸输税租违欠者笞四十，递年违欠及形势户杖六十，品官之家杖一百。

唯有像范仲淹此类正臣，才重视奉公守法。

“闻夏税倚阁，如户等该得，即将绢卖来，纳田契税钱。如不该得，即且纳税。”

到南宋时期，权贵们免税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。

在庆元府，史弥远等权贵府第“免敷”“五百二十二石六斗二升四合四抄”正麦，“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四升二合”折变糯米，而当地夏税正麦计二千四百零四宋石多，秋税折变糯米计九千五百四十八宋石多。

除此之外，官户在役钱、和买、和籴、科配、夫役、职役、兵役、减免刑罚等方面，也有颇多的优待。

除了优待之外，宋代的官户们也受到多种限制。

限田。按宋朝“祖宗之制”，“侍从官、〔待〕制以上，不得广置产业，与民争利”，但未确定占田的具体限额。刘安世解释说：“苟非殖货太甚，则是法所不禁。”

禁止地方官在所任州县拥有田产。南宋后期《吏部条法》说：“诸注官（不厘务非），不注寄居及本贯州（因父、祖改用别州户贯者同，应注帅司、监司属官，于置司州系本贯及本路寄居者准此），不系寄居及本贯州，而有田产物力处亦不注（宗室同）。”

禁止“官守乡邦”。本地人不得任本地官，前代已有禁约。

禁止承买和租佃官田。宋真宗大中祥符时，“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”

禁止放债取息。宋真宗大中祥符时记载：“先是，诏禁命官取息钱，犯者勿偿。大理寺丞、知考城县皮子良贷京师民钱十七万，到官即自首。上恶子良无行，宪司鞫问，法当赎铜，命停官。”

禁止经营场务、河渡、坑冶等。宋时如酒坊、河渡之类，允许私人经营，向官府缴纳钱财。宋真宗诏：“两京、诸路场务、津渡、坑冶等，不得令仕宦之家该荫〔赎〕人主掌。”

禁止私营纺织业。宋徽宗政和时规定，“诸在外见任官如私置机轴，公然织造匹帛者，并科徒二年”，“许人告，立赏钱二百贯，及许越诉”

禁止向官仓出粜私粮。宋太宗诏允许“客旅”向开封官仓出售粳米等，但“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，及与人请求折纳，违者许人陈告，主吏处死，本官除名贬配”

禁止私设刑狱。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75《刑狱杂事》规定：“诸形势之家（豪民同）辄置狱具，而关留人者，徒二年，情理重者奏裁，许彼关留人越诉。”这当然也应包括官户在内。

但很多时候，所谓禁令，只是一纸空谈。

官户兼并田地的方式，与其他地主并无多少差别，但官户挟有权势，更便于强占和强买田地。

由于宋时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，故官户的主要兼并对象应是地主的田地，而非农民的田地。

宋高宗时，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“父尝为常州富人邵伸门客，死之日，邵家借以吉地安葬”，不料周麟之后来居然霸占坟旁的土地。他又“贷钱与强知文者，乘其急而索其数倍之息，得田四百亩”。

汤思退号称“养家宰相”，仅一次就勒索官员石邦哲“千亩之田”。

在官户的田地中，皇帝赐田和侵占官田也是其重要来源。某些官户得到皇帝赐田，这是除僧寺道观外，其他地主无法享有之特权。最近转码严重，让我们更有动力，更新更快，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。谢谢